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
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
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 - 福建日报(fújiànrìbào)数字报
福建屏南县立第一高等(gāoděng)小学校修学旅行摄影(《教育杂志》1920年(nián)第12卷第10期)
福建省立莆田实验小学校外活动:旅行珠江(《中华教育界(jiàoyùjiè)》1931年第19卷第2期(qī))
近代以来,福建的教育走在时代的前列,逐步实现(shíxiàn)了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向(xiàng)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(zhuǎnbiàn),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,不仅引进西方的科技,还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。源自日本和欧洲的修学旅行制度遂(suì)在此(cǐ)背景下于福建教育界落地生根。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(shídìkǎochá)学校、农场等场域,福建教育界成功推广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理念,使之蔚然成风。
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(jiàoyùkē)的四年级学生便曾(céng)开展修学旅行,由副教授陈芝美带领,前往上海、苏州(sūzhōu)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等六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,“借以参证所学择善取法(qǔfǎ),以补书本之不足”。可见,学校组织学生修学旅行,修学是目的,旅行是方式(fāngshì)。这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实践检验,更是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。
纵观中国历史长河,人才的成长与进步往往与“游学”紧密相连。所谓游学,即通过“游”的方式达到“学”的目的,“自孔孟以来,士未有不游(bùyóu)。或(huò)师友游,或宾客游,或以学问游,或以才艺游,或以辞华游。二千年才贤特达,未有非以(fēiyǐ)游合也”。及至(jízhì)民国,受到日本“修学旅行”和英国(yīngguó)“大旅行”的影响,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开始盛行,“游学”逐渐被“修学旅行”所取代。修学旅行与普通的旅行观光有着本质的区别,它更强调(qiángdiào)“修学”二字。孙士焯(sūnshìchāo)曾言:“人之(zhī)学识也,由学问与经历而来……盍百闻不如一见而,闻犹虚,目观始确(shǐquè)。学问虽高,而未知其真确,将为用之,必亲历其境(qīnlìqíjìng)而后(érhòu)豁然……此乃学校中修学旅行之不可不举也。”(孙士焯《修学旅行记》,《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》1912年第5期)
民国时期,小学的修学旅行呈现出地理邻近性特征。以福州为例,省立(shěnglì)第一小学和省立福州高中附属小学第二部的学生们,以童子军的形式前往鼓山(gǔshān),进行为期3天的短途(duǎntú)修学旅行。在这次旅行中,通过登山训练、营地协作等实践(shíjiàn)活动,既培养了(le)团队协作精神,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。这种以城市(chéngshì)近郊景区为半径的短途修学模式,既符合学校教学资源的现实条件,也适应了青少年体能发展的客观需求。
火车(huǒchē)、轮船、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(de)发展,为学生的修学旅行提供了(le)远距离移动的可能。1937年,建瓯简易师范(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)四年级的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旅行参观团(cānguāntuán),前往京沪苏杭地区进行学习考察。这次活动由教员朱民生和余兆汾带队(dàiduì),共有32名学生乘坐轮船前往上海(shànghǎi)。同行的还有福建师范旅行参观团的学生130余人,由教员周庭洛率领。此外,福建私立厦门中华中学(zhōngxué)初中部第三届的22名毕业生,在教务长王仰中的带领下(xià),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“济南号”客轮前往上海、北平(今北京)等地进行参观学习。
为了保障学生修学旅行(lǚxíng)的开展,教育部、交通部和校方等出台了专门举措,减免(jiǎnmiǎn)学生出行费用。为了保障厦门大学学生顺利出行,学生的旅行费用得到了校长林文庆和校董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先生的资助。1920年,教育部颁布并实施了学生团体(tuántǐ)旅行乘车减费的规则:“在放假期内(qīnèi)结队旅行不得(bùdé)少过十人者,出外研究学业或参观名胜地方,若系单程者,其票价则准照(zhǔnzhào)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(bǎifēnzhīèrshíwǔ);若系往返者,则核减百分之五十。其随行教员之票价亦得援照学生团体票价核收。”(王述曾《福建教育厅(jiàoyùtīng)训令第三百一十八号》,《福建公报》1920年第987期)
为了支持学生的(de)修学(xiūxué)旅行,学校会先呈请政府(zhèngfǔ),由政府令教育厅转饬学生生源地的各县筹集旅行费用。1924年,福建省立华侨学校三年级学生前往江浙各省参观,他们的旅行费用“均由钧厅令饬各生(gèshēng)本管县知事,按名津贴大洋(dàyáng)三十元”。即便是身处海外的福建籍留学生,也有机会获得资助。以武平县的留日学生谢鸣柯为例,他在暑假(shǔjià)期间进行(jìnxíng)了一次(yīcì)修学旅行,回到中国浙江省钱塘江流域的各县以及山东省的铁路沿线地区,对当地的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(diàochá)。武平县政府为此提供了旅费和调查费用的支持,确保了谢鸣柯的修学旅行能够顺利进行,使他得以全心投入到调查中。
修学(xiūxué)旅行活动的(de)开展还(hái)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。1928年,福建涵江公立(gōnglì)中学的师生(shīshēng)们乘坐福安轮船前往江浙沪等地进行(jìnxíng)实地考察(shídìkǎochá)。他们得到了大夏大学(今华东师范大学)校长欧元怀的引荐,由“交际博士”黄警顽(wán)带领,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总厂、总商会邮政局以及江海关。1929年,集美幼稚师范学校(今集美大学)由教师黄则吾带领20名学生前往无锡进行旅行。在(zài)启程前,他们向县政府发送了公函,请求“县府妥为招待”。孙县长收到公函后,指派周渠清作为代表负责招待工作。社会各界的支持,为福建各级学校的修学旅行活动提供了便利。
学生在修学旅行结束后,必须提交(tíjiāo)一份旅行报告或调查报告。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学生们访问了超过50所大中小学校,他们“将考察所得,随时笔之(zhī)于书,作一有(zuòyīyǒu)系统之报告,以供异日办学之参证(cānzhèng)”。
在《民国十五年(1926年)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学生(xuéshēng)考察团报告(bàogào)》一书中(yīshūzhōng),考察的(de)重点包括6个方面:一、学校的行政管理和组织结构;二、学校的建筑、设施(shèshī)及卫生状况;三、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;四、学校的训育设施及学生的课外活动;五、教师的待遇和地位;六、学校的职业指导。
通过这次考察,学生们不仅了(le)解了各地学校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,还(hái)探索了改进教育工作和教学方法的途径,这对他们毕业后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具有极大的帮助(bāngzhù)。此外,前述的留日学生谢鸣(xièmíng)柯将调查浙江(zhèjiāng)、山东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经过的概要报告提交给了武平县,并将详细笔记陆续汇编,交付中华森林会报编印出版。
值得一提的(de)是,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,修学旅行(lǚxíng)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,但福建省(fújiànshěng)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们依然坚持走出课堂、走进自然,用实际行动践行了(le)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教育理念。1941年(nián)4月11日,福建省立农学院(今(jīn)福建农林大学)组织学生前往永安大湖旅行,参观师范学校农场、游览十八(shíbā)洞等景观,并采集植物标本。此次修学旅行不仅让学生们亲近自然、体验乡村生活,更重要(zhòngyào)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动手实践,增强了他们对农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。
近代修学旅行活动标志着中国教育(jiàoyù)从“书本至上”到“知行并重(bìngzhòng)”的(de)转型。福建的修学教育活动表明,当学生走出书斋,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,知识不再是静态的教条,而成为动态的认知工具。这种(zhèzhǒng)从“知道”到“知识”的跨越,不仅塑造了近代学人的精神气质,也为当代教育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与(yǔ)实践能力(nénglì)提供了历史参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重新审视修学旅行的价值,或许能让我们在“游”与“学”的平衡(pínghéng)中,找到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。
(作者单位:福建师范大学(fújiànshīfàndàxué)社会历史学院) 
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 - 福建日报(fújiànrìbào)数字报
福建屏南县立第一高等(gāoděng)小学校修学旅行摄影(《教育杂志》1920年(nián)第12卷第10期)
福建省立莆田实验小学校外活动:旅行珠江(《中华教育界(jiàoyùjiè)》1931年第19卷第2期(qī))
近代以来,福建的教育走在时代的前列,逐步实现(shíxiàn)了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向(xiàng)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(zhuǎnbiàn),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,不仅引进西方的科技,还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。源自日本和欧洲的修学旅行制度遂(suì)在此(cǐ)背景下于福建教育界落地生根。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(shídìkǎochá)学校、农场等场域,福建教育界成功推广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理念,使之蔚然成风。
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(jiàoyùkē)的四年级学生便曾(céng)开展修学旅行,由副教授陈芝美带领,前往上海、苏州(sūzhōu)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等六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,“借以参证所学择善取法(qǔfǎ),以补书本之不足”。可见,学校组织学生修学旅行,修学是目的,旅行是方式(fāngshì)。这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实践检验,更是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。
纵观中国历史长河,人才的成长与进步往往与“游学”紧密相连。所谓游学,即通过“游”的方式达到“学”的目的,“自孔孟以来,士未有不游(bùyóu)。或(huò)师友游,或宾客游,或以学问游,或以才艺游,或以辞华游。二千年才贤特达,未有非以(fēiyǐ)游合也”。及至(jízhì)民国,受到日本“修学旅行”和英国(yīngguó)“大旅行”的影响,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开始盛行,“游学”逐渐被“修学旅行”所取代。修学旅行与普通的旅行观光有着本质的区别,它更强调(qiángdiào)“修学”二字。孙士焯(sūnshìchāo)曾言:“人之(zhī)学识也,由学问与经历而来……盍百闻不如一见而,闻犹虚,目观始确(shǐquè)。学问虽高,而未知其真确,将为用之,必亲历其境(qīnlìqíjìng)而后(érhòu)豁然……此乃学校中修学旅行之不可不举也。”(孙士焯《修学旅行记》,《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》1912年第5期)
民国时期,小学的修学旅行呈现出地理邻近性特征。以福州为例,省立(shěnglì)第一小学和省立福州高中附属小学第二部的学生们,以童子军的形式前往鼓山(gǔshān),进行为期3天的短途(duǎntú)修学旅行。在这次旅行中,通过登山训练、营地协作等实践(shíjiàn)活动,既培养了(le)团队协作精神,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。这种以城市(chéngshì)近郊景区为半径的短途修学模式,既符合学校教学资源的现实条件,也适应了青少年体能发展的客观需求。
火车(huǒchē)、轮船、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(de)发展,为学生的修学旅行提供了(le)远距离移动的可能。1937年,建瓯简易师范(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)四年级的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旅行参观团(cānguāntuán),前往京沪苏杭地区进行学习考察。这次活动由教员朱民生和余兆汾带队(dàiduì),共有32名学生乘坐轮船前往上海(shànghǎi)。同行的还有福建师范旅行参观团的学生130余人,由教员周庭洛率领。此外,福建私立厦门中华中学(zhōngxué)初中部第三届的22名毕业生,在教务长王仰中的带领下(xià),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“济南号”客轮前往上海、北平(今北京)等地进行参观学习。
为了保障学生修学旅行(lǚxíng)的开展,教育部、交通部和校方等出台了专门举措,减免(jiǎnmiǎn)学生出行费用。为了保障厦门大学学生顺利出行,学生的旅行费用得到了校长林文庆和校董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先生的资助。1920年,教育部颁布并实施了学生团体(tuántǐ)旅行乘车减费的规则:“在放假期内(qīnèi)结队旅行不得(bùdé)少过十人者,出外研究学业或参观名胜地方,若系单程者,其票价则准照(zhǔnzhào)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(bǎifēnzhīèrshíwǔ);若系往返者,则核减百分之五十。其随行教员之票价亦得援照学生团体票价核收。”(王述曾《福建教育厅(jiàoyùtīng)训令第三百一十八号》,《福建公报》1920年第987期)
为了支持学生的(de)修学(xiūxué)旅行,学校会先呈请政府(zhèngfǔ),由政府令教育厅转饬学生生源地的各县筹集旅行费用。1924年,福建省立华侨学校三年级学生前往江浙各省参观,他们的旅行费用“均由钧厅令饬各生(gèshēng)本管县知事,按名津贴大洋(dàyáng)三十元”。即便是身处海外的福建籍留学生,也有机会获得资助。以武平县的留日学生谢鸣柯为例,他在暑假(shǔjià)期间进行(jìnxíng)了一次(yīcì)修学旅行,回到中国浙江省钱塘江流域的各县以及山东省的铁路沿线地区,对当地的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(diàochá)。武平县政府为此提供了旅费和调查费用的支持,确保了谢鸣柯的修学旅行能够顺利进行,使他得以全心投入到调查中。
修学(xiūxué)旅行活动的(de)开展还(hái)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。1928年,福建涵江公立(gōnglì)中学的师生(shīshēng)们乘坐福安轮船前往江浙沪等地进行(jìnxíng)实地考察(shídìkǎochá)。他们得到了大夏大学(今华东师范大学)校长欧元怀的引荐,由“交际博士”黄警顽(wán)带领,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总厂、总商会邮政局以及江海关。1929年,集美幼稚师范学校(今集美大学)由教师黄则吾带领20名学生前往无锡进行旅行。在(zài)启程前,他们向县政府发送了公函,请求“县府妥为招待”。孙县长收到公函后,指派周渠清作为代表负责招待工作。社会各界的支持,为福建各级学校的修学旅行活动提供了便利。
学生在修学旅行结束后,必须提交(tíjiāo)一份旅行报告或调查报告。1926年,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学生们访问了超过50所大中小学校,他们“将考察所得,随时笔之(zhī)于书,作一有(zuòyīyǒu)系统之报告,以供异日办学之参证(cānzhèng)”。
在《民国十五年(1926年)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学生(xuéshēng)考察团报告(bàogào)》一书中(yīshūzhōng),考察的(de)重点包括6个方面:一、学校的行政管理和组织结构;二、学校的建筑、设施(shèshī)及卫生状况;三、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;四、学校的训育设施及学生的课外活动;五、教师的待遇和地位;六、学校的职业指导。
通过这次考察,学生们不仅了(le)解了各地学校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,还(hái)探索了改进教育工作和教学方法的途径,这对他们毕业后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具有极大的帮助(bāngzhù)。此外,前述的留日学生谢鸣(xièmíng)柯将调查浙江(zhèjiāng)、山东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经过的概要报告提交给了武平县,并将详细笔记陆续汇编,交付中华森林会报编印出版。
值得一提的(de)是,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,修学旅行(lǚxíng)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,但福建省(fújiànshěng)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们依然坚持走出课堂、走进自然,用实际行动践行了(le)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教育理念。1941年(nián)4月11日,福建省立农学院(今(jīn)福建农林大学)组织学生前往永安大湖旅行,参观师范学校农场、游览十八(shíbā)洞等景观,并采集植物标本。此次修学旅行不仅让学生们亲近自然、体验乡村生活,更重要(zhòngyào)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动手实践,增强了他们对农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。
近代修学旅行活动标志着中国教育(jiàoyù)从“书本至上”到“知行并重(bìngzhòng)”的(de)转型。福建的修学教育活动表明,当学生走出书斋,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,知识不再是静态的教条,而成为动态的认知工具。这种(zhèzhǒng)从“知道”到“知识”的跨越,不仅塑造了近代学人的精神气质,也为当代教育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与(yǔ)实践能力(nénglì)提供了历史参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重新审视修学旅行的价值,或许能让我们在“游”与“学”的平衡(pínghéng)中,找到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。
(作者单位:福建师范大学(fújiànshīfàndàxué)社会历史学院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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