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溯中华文明，请来洛阳城

“兴亡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。细思(xìsī)物理坐(zuò)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(shígǔ)歌》的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(xiǎo)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(guózhībǎo)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(tā)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(chéncāng)境内的陈仓山北(shānběi)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(yǒu)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(zài)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(děng)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两百年(nián)后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(zhī)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(běijīng)，被弃(bèiqì)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(gǎimíng)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(zhǒngzhǒng)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(shēnshàng)，仍(réng)有太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(zhēnguì)？该怎样去(qù)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(quánshì)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册(cè)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(niánjiān)（李渊的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(shùshūfù)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(shǐ)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(yīzhǒng)古代(gǔdài)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(jìlù)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(búhuì)晚于此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(límǐ)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（音如(yīnrú)千，汧河即今(jīn)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(yì)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(wèishénme)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(rú)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(nián)）时，秦人离(qínrénlí)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，石鼓(shígǔ)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(yǐqián)无石鼓记录(jìlù)，可见它(tā)应被埋起来(máiqǐlái)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(qín)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鼓状，可能是图(tú)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(gǎichéng)别的。 石鼓(shígǔ)震撼唐代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(yuányīn)有六： 一是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则有了(le)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强；石鼓文则(zé)偏旁部首固定，规范严格(yángé)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(xiàngxíng)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或圆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、金文结体(jiétǐ)多变(duōbiàn)，或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粗或细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(tā)还是上古文学史的(de)见证者(jiànzhèngzhě)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《诗经(shījīng)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(pǒ)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(fùgǔ)者都能拿它当(dāng)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(dǎpò)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(yírù)太学珍藏，却未被批准(pīzhǔn)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(rìwúshì)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(nián)，名臣郑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(de)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(shígǔwén)赵明诚的思路有点怪 唐末至宋初(sòngchū)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(sīmǎguāng)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(zhàyuán)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偶读韩愈(hányù)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(jiāoshàng)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，司马光(sīmǎguāng)说“吾(wú)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(sònghuīzōng)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(hòu)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凤翔(fèngxiáng)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(jiǎnzhì)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(duō)。 学者(xuézhě)韩立平认为(wèi)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(bù)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(de)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(biàngé)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儒家寄情(jìqíng)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(yǒu)强烈的现实(xiànshí)关怀，但只会从故纸堆中找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(yǐqián)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(jiānwánnán)坏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(hàn)以后碑碣(bēijié)，石虽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(zhǐyòng)烂石材，无二次(èrcì)利用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”。 此说无据(wújù)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的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(tàishì)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(wēnyì)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(bèi)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(lìyòng)。 北宋大观二年(nián)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(jiāng)石鼓(shígǔ)调运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(jìngkāng)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，金人刮走(guāzǒu)了嵌入的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(tòng)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(shǐshí)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(gē)小雅，汗颜(hànyán)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(dádào)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(sānnián)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被遗弃，官方(guānfāng)亦不知它(tā)在(zài)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草(cǎo)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 差点没上“南迁”名单(míngdān) 明清时，石鼓成(chéng)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(qián)隆与石鼓文》一文中钩沉(gōuchén)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(guānbǎo)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(hé)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(suì)时，乾隆得石鼓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和珅、梁国(liángguó)治(zhì)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(zhí)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(chéngdébìshǔshānzhuāng)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(dì)扮演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(chuánjīn)”“重道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(hǎijūn)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(děng)30余位(yúwèi)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(húshì)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(tíyì)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(bāguóliánjūn)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(zuìzhōng)决定(juédìng)“文物南迁”，当时石鼓不属于(shǔyú)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(yùnzǒu)后……有一天，我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(āndìngmén)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又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故事(gùshì)最多的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(jiǔyuǎn)，石皮和石心(shíxīn)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(máshéng)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(kǔnbǎng)，外裹三四层棉被，放入(fàngrù)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(gòng)11大箱。 在迁移(qiānyí)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，1937年(nián)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(kāixiāng)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 抗战结束(jiéshù)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祸：一是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(shígǔ)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(èrshì)距酉阳20余公里的(de)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(jǐn)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(tǎolùn)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(zhòng)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中(zhōng)，直到(dào)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(wénwùjú)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(réng)在国子监。 故宫(gùgōng)石鼓馆在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(lìjīng)千年(qiānnián)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(yìlì)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(běijīngwǎnbào)·五色土